袁州地处赣西北，东邻新余，南接吉安，西毗萍乡，西北连湖南浏阳，是土地革命时期湖南通往吉安必经之地，被称为“湘赣孔道”。

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1930年，党中央推行“立三路线”，提出了“城市中心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中心城市起义和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1930年7月27日，趁国民党新军阀中原大战之机，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一举攻克长沙，取得首战告捷，但很快遭到国民党军队反攻，被迫撤出长沙。此时，毛泽东、朱德带领的红一军团正在执行攻打南昌、九江命令，得知消息后，临机立断，当即带领红一军团主力部队西下接应红三军团。8月23日，两支队伍在湖南浏阳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8月24日，红一方面军执行中央指令再次攻打长沙，鉴于敌我兵力悬殊，红一方面军计划诱敌出城围歼，怎料长沙守军固守待援、踞城不出，红一方面军被迫强攻，但因装备落后、经验不足，经过半个月激战，兵力损失数千，弹粮供应困难，元气大伤。而另一边敌方援军已至湘潭，形势严峻，再战下去红一方面军将腹背受敌，处境十分危险。毛泽东与朱德等简单讨论后，决定先撤往株洲召开总前委会议定行动方向。哪知会上大家争论激烈、各不相让。尤其是部分同志血气方刚，极力主张革命就得不怕牺牲，要求重整队伍再攻长沙，并质问毛泽东为何不执行中央命令？而毛泽东极力主张避实就虚攻打吉安，保存实力，赢得发展才是正理。眼看一时难以定夺，迫于追兵将至，毛泽东便以总前委书记的身份直接下达了攻打吉安的决定。由于命令下达得仓促，全军上下思想混乱、士气低落、行军缓慢。在途中，有人悄悄离队，有人牢骚满腹，有人嚷着回攻长沙……各种情况迭起，不容乐观。毛泽东意识到，如不好好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部队将会丧失战斗力，必须找个地方统一大家思想。此时先头部队红二十军已打下了袁州城，当地群众对红军到来十分欢迎，便决定在袁州开会。

图为毛泽东、朱德一行在袁州天成药号召开袁州会议，现存于市博物馆

9月29日上午，毛泽东、朱德一行在袁州天成药号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史称“袁州会议”），会议扩大到军队一线指战员。参会的高级将领中有三分之二依然建议打回长沙去，他们强调作为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命令，不能因为遇到些许困难就退缩。在分析中央命令背景和当前形势变化后，毛泽东向大家讲述了“叫花子与龙王比宝”的故事。他说，打长沙就好比以卵击石，即使打下来我们也损失惨重，不仅承受不起，而且难以守住。而打吉安就不一样，吉安是一座孤城，敌军数量少、支援慢，打下的可能性大。重点是那里农民运动搞得好，有利于壮大红军力量，还可以将赣西南红色区域连成一大片，形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听完毛泽东的精辟见解后，仍有小部分人固执己见，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于是，毛泽东提出先打吉安，补充物资、安置伤员，再相机攻打长沙或南昌、九江，终于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

图为毛泽东在文昌宫与周以栗彻夜长谈，现存于袁州会议旧址

就在部队准备开拔时，当天晚上，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着中央指示追到袁州，要求红一方面军立即回师再攻长沙。毛泽东热情邀请周以栗在袁州文昌宫彻夜恳谈，分析周边形势和打下吉安的意义，终于说服周以栗同意攻打吉安，并主动留下协助毛泽东作其他同志思想工作。10月4日，红一方面军顺利攻克吉安，部队由3万余人发展到5万余人，使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让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成果。随后，红一方面军就地扩大战果，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到30多个县，形成了“赣水那边红一角”的喜人局面，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夯实了基础。

袁州会议虽然时间不长，也未作出历史决议，但是它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建军以来，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开端，为毛泽东同志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践营养。当前，全区上下正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一定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三拼三促抓落实、推动袁州高质量发展和冲刺全国县区经济百强中，锻造一支最讲党性、最讲政治、最讲忠诚、最讲担当的首府铁军。

来源：区史志办

编审：刘鑫珂

审核：刘婷、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