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卫平/文

村子里的学堂太远、太偏、太狭小了。它位于村外一

片荒凉的山岗；周遭稀疏的松林与错落的坟冢，环绕着巴掌大的校园。

 不光位置偏远，学堂内建筑也陈迹斑斑：一座黑咕隆咚的大礼堂，几间屋顶瓦片脱落的教室，一只摇摆在小操场边的篮球架——乡村学堂的风貌，它差不多应有尽有。

 学堂的陈旧与沧桑，跟它的历史有关。它的前身，是一座旧庙。一座育人的场所，残留青灯黄卷的气息。

 偏远归偏远，可学堂还是村民心中一方圣地。只有从那里走出来的娃娃，才能走出村庄，走出全家人的希望。

 我也是从那里边走出来的一个娃。不过，当年我走进去却费了别人一番周折。那是我七岁时，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两名男教师上门动员入学。我却没敢露面，由于害怕，我做出了骇人之举——藏进家中隐蔽的打谷桶中。任母亲四处呼喊，我却“闭关”逍遥——两名不速之客最后怏怏而去。不过，第二天，在母亲答应替我煮几个鸡蛋的诱惑下，我战战兢兢背上书包，跟随兄长去了学堂。

 兄长大我三岁，也比我入学早。可由于一再留级，我后来竟然跟他同班了。那一年，我念五年级，他初中没考上，复读。

记忆中，难以上进的兄长属于班里的“异类”：既不讨喜于师长，也不见容于同窗。班主任林老师给他的评语是：有些顽劣，习惯逃学而不易管教。上学期间，他三天两头爬上村部的拖拉机，去外面玩耍；母亲到处寻他，用荆条反复抽打他的双腿。到后来，母亲手中的荆条抽断了一根又一根，可他仍时好时犯。直到我在他身边监督，他的逃学行为才算彻底终止。

 不再浪迹于校外马路边的兄长，呆在教室也差不多是一副“梦游”的状态，偶尔还跟人拌嘴争吵。林老师一气之下，干脆将他的座位调到靠近后门的最后一桌。由于个头高，班上有人管他叫“撑门队长”。兄长明知受辱，竟不敢声张，我却憋屈。同袍之谊，让我决定替他出头怼人。日后果然有人讥笑兄长，被我训斥哑然。

 跟兄长不同，我属于班里的“优等生”：学业、品行俱佳，几乎人见人喜。我自己也说不清，曾一度视上学为畏途，却有些“禀赋异常”，语文、算术门门功课拔尖。我是学堂公认的“获奖专业户”，考试呀，竞赛呀，评“三好”呀，几乎没有我得不到的奖项。在我家厅堂的门墙上，贴满了我的奖状。

  可获奖太多，也会闹尴尬。有回开学典礼颁奖，校长念完我的名字，我正准备上台领奖，不料黑压压的学生队伍中有人蹦出一句“毛牯卵，又得奖啦”，人群哗然，我一时双脸通红。大庭广众之下，被人叫绰号，那一刻我窘极了！虽则对方没有恶意，可我有一番受辱感。我便怨恨我的家人，不该给我叫出这样一个不雅的“绰号”。

 多年以后，母亲自知不妥，慢慢不再那样叫唤我了，只是，她用我的学名称呼我，反倒让我不自在了。

在乡村学堂，能得奖的学生自然凤毛麟角。一支钢笔、一个本子、一张奖状，往往可以让人激动好几个晚上。大概我得奖多了，激动不起来；反倒是一年没获奖， 我“激动”了好几宿。

 不过，能得奖的“好学生”不见得不淘，包括我在内。温文尔雅的我也时常做些出格的事儿，譬如我曾在大课间流连于山岗，看村里的王老头替人家迁坟地，一双粗糙的手在挖开的墓穴中，反复捡拾一片片遗骸。那场景，有些恐怖，我却凑在一群小伙伴们中，目不转睛，屏息观看，哪怕上课铃声响过，仍迟迟不肯下山进教室。还有一次暴雨过后，我们几个玩伴拥趸在一起，在浊浪翻滚的稻田中摸起一条条滑溜的鱼儿……而稻田傍边，是水势汹涌的池塘，我们陶醉于鱼儿窜起的浪花之中，溺水之险浑然不顾。

 大概，乡村学生娃天然的野性在我们身体内发酵，谁都想纵情释放一把，有时明知这种释放可能有悖于学堂的规矩。

 男孩子如此，女孩子也不安分。她们虽说不上刁蛮，却个个想象丰富。看见哪对男孩女孩在一起讨论作业了，她们一准要编段子：谁是谁婆娘……这段子让当事人羞得抬不起头。有个比我低一个年级的女生，她的想象更大胆、奇葩。她说某一天放学后，她看见了学堂后山坡上的草影不停晃动，本校一名男教师送一名身材颀长的女代课教师回家时，就一同藏在了草丛中。

  这样的传言，我们男孩子都羞于出口，可那帮女孩子口无遮拦。

   不过，女孩子中也有娇娇含羞的。其中，就有我暗中喜欢的一个。她脸色沉静、端庄，嗔而不怒；还一点，跟我合拍，成绩没得说。她是一名比我小一两岁的学妹，我们经常同台领奖，可跟她从没说过一句话。

 有人说，喜欢的人来到身边，一定让人感到紧张。我后来在路上单独邂逅她，很想张嘴，可大脑竟然发懵。

  若干年后的今天，女孩成了我的同事。不知道，那些年她能否猜得到我心底的那点“小九九”。

 （刊发于2022年4月3日《宜春广播电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