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州1930

一

“哒哒哒……”一阵激烈的枪声突然炸响在赣江北岸，只一个小小的冲锋，红十二军就把赣江岸边的牛行车站给占领了。

牛行车站，这个江西第一条客运铁路南浔铁路通车初期在南昌的终点站，注定要深深地打上中国革命的烙印。

 

这座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7年）冬的车站，是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南昌会战、抗日战争、解放南昌等历史战争的必争之处。

三年前的7月27日、28日，叶挺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领第二十军先后抵达牛行车站，并从这里经轮渡过赣江进驻南昌城，参加南昌八一起义。

“报告军长，牛行车站已被我军占领。对岸城里守军目前尚无反应。”先锋连连长向罗炳辉报告。

罗炳辉，红一军团第十二军代军长。他的身后跟着一纵司令员，一起快步走到赣江边。望着眼前滚滚东去的赣江水和江对岸烟雾蒙胧中的南昌城，罗炳辉想起了临出发前毛委员对他的叮嘱。

“罗军长，你这一仗是又好打又不好打啊”毛泽东回头看看一旁的朱德。

朱德说:“对，好打，那是说一个小小的牛行车站根本就不在你罗军长的眼里。再说，1926年北伐军进南昌，也是你率二营首攻牛行车站，为主力部队进南昌打开了通道嘛。”

毛泽东接着说:“要说这不好打还真不好打。中央那是十二道金牌催我们去攻打南昌，以实现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意图。但是，就以目前红军的战斗力，怎么就能达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效果，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停了停，掐灭手中的烟头，接着说:“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所以，罗军长你此行的任务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能不能攻下南昌，就看你的艺术了，只给你二个纵队的兵力，速战速决，怎么样啊？不准损我一兵一卒！”

罗炳辉听得有点蒙，一头雾水:这仗怎么打呀？转头望着朱德，想讨得计谋。

朱德嘿嘿一笑:“八月一日发起诱攻，算是对南昌起义三周年的纪念。”

于是，红一军团前指于7月29日在高安签发了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

再次站在赣江边上的罗炳辉，心情很激动，四年的转战，他已从北伐军的一名营长成长为一名红军的高级指挥员。而再次攻下牛行车站后，却不能像上次那样地继续进攻。他在考虑如何执行总司令的诱攻计划，既要达到执行中央指示，攻打大城市，又不至于损伤太重，做无畏牺牲的目的。他命令一纵三团展开阵地，向对岸隔空鸣枪。他说:“只要敌人敢露头，坚决消灭他！”

百里之外的红一军团总部，毛泽东也在密切地关注着罗炳辉部佯攻南昌的战况。他知道，这场仗，打的不是输赢，打的是对战场规模的掌控，打的是艺术。仗打小了，打假了，无法向中央交帐。仗打大  了，打真了，敌人要是认真对待起来，红军的损失可就大了！从长汀出发一个多月来，这种担忧，毛泽东直白地表达在他的一首词中。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位革命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也不知道，这席卷赣湘鄂的结果，会带来一场怎样的狂飙。但他隐隐地感受到了！他还在思考着小老乡向他提出的问题。在接近临江镇的行军途中，毛泽东遇到了他的湘潭小老乡。小老乡腰间挂着一支军号，随着他的步伐有节奏地摆动。他问:“毛委员，我们红军这次打下南昌以后，是不是接着就能解放我们湘潭，我就可以回家了？”毛泽东没有回答小老乡的问题，而是取下小老乡腰间的军号，说:“小老乡，等有空了，教我吹军号好不好？”

“好，毛委员一定比我吹得好。不过毛委员是管大事的，吹军号这种小事就不用你操心了。我保证，一定为毛委员吹好每一次军号。”小老乡说完还来了个立正。

“哎，吹军号可不是小事。战场上千军万马的调动，都是靠你这支军号来指挥，要是吹错了号，可就要乱套了，还怎么打胜仗呀。”毛泽东作了个吹号的动作后，把军号还给小老乡。

“是，毛委员，我一定听你的指挥，吹好军号。”

尽管毛泽东多次向中央陈情目前红军攻打大城市的不利，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不但没有改变中央的决定，反而招至中央对毛泽东有了看法。甚至指责毛泽东是流寇思想，不听中央招呼。明确指出“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因此，南昌之战不得不战。

然而，毛泽东是不会让这支来之不易的革命力量去做无谓的牺牲的。

“润之，先头部队已经打下了奉新县城，我们什么时候跟进啊？”朱德从外面进来，唤醒沉思中的毛泽东。

“老总啊，有没有罗炳辉攻南昌的新消息？”这是毛泽东当前最关心的事。

“敌人龟缩在南昌城里不敢露头。润之啊，放心，罗军长知道怎么打这仗的，我相信他。”朱德说。

“哦，那说明罗军长的战斗节奏掌握得很好呀。”毛泽东把手一挥，说:“好，我们跟大部队前进。”

时断时续的枪声，并没有引起南昌城里守军的重视，就像一拳打在棉花垛上，既没有着力点，更没有反弹。这是罗军长不愿意看到的，但又是他必须要的效果，更是总司令临战前交待的。他想起四年前他作为北伐先锋营营长攻占牛行车站，随后打下南昌城的酣畅淋漓，虽然那次战斗格外激烈，甚至惨烈！先锋营最后只剩下80人！这次战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此时的罗炳辉军长并没有过分的乐观，他无法预测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他的脑子里在不停地完善着战斗计划:如果敌人出城，怎么打？如果敌人调动援军怎么办？望着枪声掩盖下却仍然寂静的南昌城，似乎正在生成一种阴谋，让人心生害怕。

大半个上午过去了，好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而战士们对这种毫无反弹的空战却越来越没有了情绪。纵队司令不时看看罗炳辉军长，等待他的下一步指示。

罗军长说:“行了，战争效果已经有了。命令一连，分三次每次间隔二分钟向赣江投掷手榴弹十颗，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然后全军撤出战斗。”

“是。”作战参谋转身而去，传达战斗命令。

然而，罗炳辉的虚晃一枪，却在国民党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被误传成南昌已被红军占领。1930年8月4日，《国闻周报》头版醒目的大字标题《共产党陷长沙南昌》：“近来中原鏖战，各省军队多征调前方，防务俱感空虚，共党乃乘机大起，于27日晚占领长沙，30日占领南昌。同时鄂北共党，更在花园方面截断平汉路，进占孝感，于是武汉亦感恐慌矣。三数日间，陷落两大省会，设武汉再有不幸，则长江上游均属共有矣”。

同期《国内一周大事记》则记载：“7月30日，星期三，共党占领南昌，各机关领馆均被焚，又向九江进攻。”

二

这一年的奉新县城，还是个不足二万人囗的小县城，街道也只有二、三条，突然驻进来几千人的红军队伍，感觉到处都是红军，县城立刻显得拥挤和热闹起来。

警卫员小陈找遍了整个县城，终于在正街的西头找到了全城仅有的一家邮政所。这是毛泽东的习惯，每到一地，必派警卫员出去寻找近期的报纸，了解全国的形势。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毛泽东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虽然地处山区，但八月初的太阳仍然照得县城地面白晃晃的。小陈找到邮政所时，已是一头大汗。他把邮政所里能找到的报纸，不管是近期的还是以前的，包括印了有字的各式纸张，通通归拢，卷成一捆，但也只有小小的一把。

小陈回到宋俄山屋，这是红一军团的指挥部，看到毛泽东、朱德正在听罗炳辉军长汇报南昌之战的情况，就没有进去，转身去了厨房，狠狠地灌了一葫芦瓢凉水，感觉身上的汗立刻就退了下来。他席地坐在屋檐下，看了看手中的报纸，一个字也不认识，不知道能给毛委员带来什么消息。

看见罗炳辉军长从指挥部出来，小陈才进了指挥部。“毛委员，总司令，这是在县城邮政所能找到的所有报纸。”小陈边说边把报纸打开放在毛泽东的面前。

毛泽东没有看报纸，说:“老总，南昌我们是打过了，但中央肯定是不满意的，肯定还会来指示再打南昌。”

“是啊。”朱德说。“中央一直沉浸在乐观的情绪中，把当前红军较好的发展势头肓目地放大，规划出一幅一军团攻占南昌，三军团攻占长沙，然后配合二六军团占领武汉的美好蓝图。不切实际！还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润之，不管怎样，还是要再次向中央陈述意见。”

毛泽东翻翻面前的报纸，抽出一份上海《民国日报》，展开。一条新闻吸引了他。“老总，你看，老彭的三军团把长沙打下来了。”

朱德接过报纸，说:“哪天的报纸？8月1日，昨天的。这上面说，三军团7月27号就把长沙打下来了。润之，我们的情报工作太弱了，要不是小陈找到这几张报纸，发生这么大的事，我们都不知道。”

“是啊，各军团之间的联络工作也不够。”

“三军团拿下了长沙，中央给我们的压力就会更大了。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踱步来到大门外，望着远处阳光下葱茏的山峦，沉思良久。突然转身对朱德说:“不管怎样，我们也不能去打南昌。我们农民知道一个最朴素的道理，那就是，不能拿鸡蛋去砸石头！”毛泽东回到八仙桌前，朱德递给他一把蒲扇。毛泽东扇着蒲扇说:“老总，我们应该向西和老彭的三军团会合，兵合一处，重新创建根据地。”

朱德稳稳地说:“我看可以。”

“那就让杨岳彬同志带上一个连，先去联络，表达我们与三军团会师的意向。等到情况落实了，再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于是，部队在奉新多停留了几天。几天后，杨岳彬返回奉新，同来的还有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两位军团政治部主任分别向朱、毛作了与红三军团联络以及红三军团攻取长沙的汇报。

朱、毛认为，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会师完全有了条件和必要。

于是，红一军团一路向西。对于以地方民团为主力的赣西各县武装，红一军团手拿把抓，连战连胜，一路接连攻下宜丰、上高、万载、铜鼓县城，于8月18日到达万载县黄茅镇，准备出赣入湘。

天色明朗，晚霞映天。落日后的天空五色斑斓。一位农民装束的中年人行色匆匆地来到军团总部，自称是文家市区委书记，要见毛委员，有重要情报通报。

地处四县交界的黄茅镇，有过非常繁荣的历史，曾经有“小南京”之称。此时的毛泽东正沿着住地前面的繁华街巷察看民情，被总部通信员追上，只好原路返回。

文家市区委书记自我介绍姓钟，叫钟世华。他说，国民党第三纵队四十七旅追击红三军团的部队孤军突出到达文家市镇，且不知红一军团已到达黄茅，可以发起突然袭击，消灭国民党军。

毛泽东问:“多少部队？”

钟书记答:“四个团，约五千人，旅长戴斗垣亲自指挥。”

这条情报的送达，立即让总部的气温升高了几度。这是红一军团出长汀以后几个月来遇到的最强的敌人！

打还是不打？

毛泽东、朱德都围在桌前，眼睛盯着桌上的地图。一会儿，毛泽东拿起地图上放着的铅笔，离开桌子。边走边说:“老总，你的意见？”

朱德眼睛离开地图，望着毛泽东的后背，坚决地说了一个字:“打！”

“对，坚决消灭他！”毛泽东转过身来，快速地挥动手中的铅笔。他说:“一、这股敌人太轻狂了，竟然与后面的部队拉开了几十里的距离，冒进，轻敌，打仗之大忌；二、这是挡在我们红军前进路上的拌脚石，必须搬开，想躲都没地方躲；三、红一军团连日来，连下数城，兵强马壮，气势正旺，正需要找一个对手来发挥发挥。马上就要和三军团会师了，我们也顺手给老彭准备一个见面礼嘛。”

朱德指着地图说:“好，我们给他来个突然袭击，速战速决，不给敌人还手的机会，命令黄公略的第三军一二纵从东面迅速占领高升岭等制高点，林彪的第四军从西南面接近文家市，罗炳辉的十二军从西面包围，第三军的三纵从北面阻断敌军的退路。”

毛泽东一直盯着面前的地图，随着朱德的思路，移动着手中的铅笔。待朱德说完，他接着说:“通知浏、萍、宜、万各县区赤卫队配合行动。立即召开前委军事会议，下达作战命令。”

19日，林彪、罗荣桓率红四军经慈化、清水塘进到桐木；黄公略、陈毅率红三军经慈化进至清水塘，当晚向高升岭、棺材岭攻击前进；罗炳辉、潭震林率红十二军经王家厂进至大土里、松树坳一带。

战斗在20日凌晨打响。首先是由黄公略第三军的一二纵率先发起正面主攻，迅速占领了敌方阵地棺材岭。戴斗垣梦中惊醒，仓促组织应战，命令部队死守另一制高点高升岭。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轻、重机枪迫击炮齐发，密切地封锁着阵地，红军一二纵数次冲锋均末奏效，且伤亡很大。战斗进入相持状。毛泽东得知战况，心中着急，战斗的突发性效果已经过去，接下来的较量就全靠实力了。

毛泽东快步向文家市方向走去，参谋们拦不住，只好把前委前移到离战场仅八里路的五神岭将军庙里，毛泽东亲作临战动员，又随部队前出到高升岭山腰的陈太仙人庙，一线指挥战斗。

部队受到鼓舞，再次发起冲锋。眼见得天将放亮，将对红军的攻势更加不利。柯武东司令员快步跑到八连的阵地，命令八连长再次组织冲锋，务必在天亮前拿下高升岭阵地。八连长一脸硝烟污渍，身上的军服也被树枝挂烂多处。八连长大声说：“请司令员放心，八连就是战至一兵一卒，也要拿下高升岭。拿不下高升岭，我八连没一个人有脸回来见到你。”说完，驳壳枪一挥：八连的，跟我上！就见八连近百名战士跃出隐蔽处，狂风般地呼叫着向山上冲去。

敌军凭借着坚固的战壕，居高临下地向八连扫射。子弹如泼水般地向八连战士泄来，阵地前的小树整齐地被拦腰打断，断枝残叶乱飞，如剃头一般。眼见得八连的战士一个个地倒下，打红了眼的八连长，仍然带着剩下的战士在冲锋，结果全部壮烈牺牲在阵地前，烈士的鲜血顺着山坡流，染红了山上的每一块岩石。

柯武东气得一拳砸在了身边的松树上。作为正面主攻，不能按时拿下阵地，将影响到整个战场的进展。柯武东深感责任重大。他大叫一声：“是党员团员的向我靠拢。”结果，所有的战士都向他靠拢过来。他认真地扫视过眼前的战士，从中挑选出80名党、团员和红军战士，每人配备一把大刀、一支枪、四枚手榴弹。“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拿下高升岭，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跟我上！”说完，如猛虎般一跃而出，向敌人的阵地冲去。他利用山岩的掩护，跳跃着前进，不时地指挥战士甩出几颗手榴弹，乘着雾烟冲上一段。眼见得就要到达敌人的战壕面前了，敌人的子弹狂风般地扫射下来。他命令战士们扔出所有的手榴弹，乘机跃入敌人的战壕。他高声叫着：“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说完，第一个冲入敌人的战壕，举刀向敌人砍去。此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只觉得肚子往下一坠，他低头一看，自己的肠子随着鲜血一起正往外流。他把肠子往肚子里一塞，顺势解下绑腿，绑扎住伤口。身旁的战士见状，前来救护，他大手一推：“不要管我，快去消灭敌人，拿下高升岭。”战士们眼含着热汨，狂吼着向敌人冲去。

战斗结束，战士们发现柯武东已经昏迷过去了。战士们叫着：司令员，司令员，我们胜利了。柯武东被叫醒过来。看着战后的硝烟，看着周围战士们亲切的笑脸，他也开心地笑了。但急剧的疼痛再次让他昏迷过去，战士们急忙把柯武东往红军的后方医院送。但是我们的司令员却再也没有醒过来。

年轻的柯武东，安徽肥东人，红三军一纵司令员，将鲜血洒尽在袁州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年仅25岁。

慈化人民为了纪念他，将英雄长眠的地方改名为武东区。

战斗用了不到四个小时，击溃戴斗垣部。戴斗垣见大势已去，率余部向浏阳县城溃逃，又遇红四军迎头痛击，只得退回。戴斗垣自知难逃生路，只得掏出手枪，对准自已的太阳穴扣动了板机。

最先冲进戴旅指挥部的红军小战士，见长形桌上一个方形的铁盒子，有红色的小灯在闪动，还发出滴滴嗒嗒的声音。战士怒骂:“你妈的，你老总都归西了，你还躲在里面作鬼叫，我让你叫！叫！”说完，举起旁边的一把椅子，向那个铁盒子砸去。椅子和铁盒子四散落地。

消烟散尽，热辣的太阳光穿过云层直接投射到山岭里。回望刚刚激战过的高升岭，仍在燃烧的树木，冒出一缕缕细烟，在太阳光里泛着蓝光。袁州慈化第六区组织的民工担架队忙碌地帮助部队抬运伤员，掩埋牺牲的红军战士。毛泽东迈开大步，随部队一起来到了文家市镇。他想起了三年前，他带着秋收起义部队，也是在这个地方，出发前往井冈山的日子。

李参谋提着一个铁盒子气冲冲地向毛泽东走过来。毛泽东问李参谋怎么回事。李参谋说:“毛委员，你看看，好好的一件宝贝，硬是让战士们给砸烂了。多难得的一部电台，我们全军团都还没有一部呢。”

毛泽东很惋惜地说:“是啊，多好的东西，可惜了！”转身对后面的政治部主任杨岳彬脸有怒色地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这种破坏性，还需要对战士们进行长时期的教育。”

一行人来到新设的前委总部，朱德总司令正在听参谋长汇报战况。见毛泽东进来，朱德说:“润之，来得正好，朱参谋长正在汇总战况，一起听听。”

见毛泽东等人坐下，参谋长继续汇报:“此役前后不到四个小时，到目前的统计，击溃戴斗垣部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死伤敌军1000多人，俘敌1000多人，旅长戴斗垣自杀身亡，缴获步枪1400余支，手提机关枪10支，机关枪27挺，驳壳枪一百余支，子弹无数，无线电台一部。我军伤亡七百余人，红三军一纵司令员柯武东同志中弹牺牲。”

毛泽东久久没有说话，从囗袋里掏出香烟来抽，却几次也点不着火。他索性不点了，说:“人呢？”

“现在慈化镇红军后方医院。”参谋长朱云卿说。

毛泽东转身向大门外走去。

激战后的红军需要补充兵员，红四军决定把萍北游击队收入四军的编制。萍北游击队里一个机灵的小伙引起了正从此处路过的政委罗荣桓的注意，罗荣桓停下脚步问小伙:“多大了？”

小伙立正:“报告首长，十七。”

“愿意参加红军吗？”

“愿意！”

“到通讯班吧。”罗荣恒说完，转身就走了。此时的罗政委不会想到，他此时收下的这个连名字都没问的小伙，后来会成为红军中的一名战将。

第二天部队开拔，22日到达湖南永和镇。23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到达永和镇，二军顺利会师。

 会师后的红军，已经是一支强大的队伍，兵力达到三万多人，兵强马壮。虽然红三军团是从长沙城里主动撤出来的，并被何健部一路追赶，但毕竟是有过第一次占领省会城市的辉煌战绩，加之有红一军团刚刚取得的“文家市大捷”，整支部队士气高昂，求战心切。

一大早，彭德怀来到红三军团总部驻地李家大屋。

“彭总早。”警卫员刚扫完院坪，正把扫把靠在墙边。

“毛委员在吗？”彭德怀问。

“还没醒呢，又熬一夜上。”警卫员轻声说。

“谁说我没醒呢？这么好的日子，我能睡得着吗。彭总早啊。”毛泽东双臂作着扩胸运动从房间里出来，脸有喜色，仍掩不去熬夜的倦容。

“老毛，打扰你休息了，心里有事，着急想跟你聊聊。”彭德怀说。

“哦，这么巧？我也正想找你聊聊天呐。不负好晨光，我们就在外面边走边聊吧。”毛泽东望着远处晨光中的青山，已经迈开了步子，“那就你先说吧。”

“老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会师以后，是一支拥有三万多将士的大部队，可是巨龙没有龙头不行啊，必须要有统一的指挥机构，统一部队的行动才行啊。我的考虑是成立总前委，你来作总前委书记。”彭德怀说。

毛泽东说:“彭总，我们想到一起去了。这么大的一支队伍，必须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啊。我提议，会师后的部队就叫红军第一方面军，朱老总任总司令，彭总你任副总司令兼红三军团总司令，怎么样啊？”毛泽东用了征询的语气。

“我没有问题。”彭德怀回答得爽快。

毛泽东接着说:“会师后，我们的部队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去向问题。向何处去？是我们这支红军队伍目前的根本问题！”

“是啊，中央一再命令红军去攻打长沙、南昌这些大城市，以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目标，可是我们这支队伍虽然不断地在壮大，但经过长沙一战，我们与敌人的差距还是明显的。中央的指示，执行起来有困难。”彭德怀是个直爽人，想啥说啥。

“这就需要我们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我看呀，应该开个联席会，把组织定下来，把方向定下来，把军心定下来。”毛泽东看着远方说。

第一军团与第三军团的联席会议在红一军团总部所在的李家大屋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三军团，成立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政林等为委员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这一议题进展顺利，到讨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时，意见出现了分歧，争论十分激烈。鉴于新成立的红一方面军达到三万余人，战士们求战心切，会议要求执行中央指示再战长沙的呼声成为主流:红三军团一万多将士都能打下长沙，现在红一方面军三万多将士，还怕个啥？！

此时的会场气氛很沉闷，大家都等待着毛泽东的决断，而毛泽东却迟迟不表态。朱德打破沉默，分析说:“目前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现在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长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

朱德的发言，只是在一锅沸水中掺入了几滴凉水，不但没有止沸，甚至在沸水中形成了一阵暴裂。毛泽东用力吸完手中的卷烟，表示支持朱德的发言。然而，分析会场的形势，他看出来已经几乎是一边倒的意见，根本无法改变。而刚刚成立的红一方面军需要团结也需要一场巨大的胜利来表现一番。毛泽东决定，少数服从多数。

于是，红军再战长沙。

三

八月的袁州城一片躁热，持续多日的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温，让中山路行道树上趴着的知了，都叫得像这座城市一样的有气无力。连日的高温，上游来水锐减，秀江河的水位明显下降，航运受到很大的影响，上游馋塘码头以上已经基本停航，大量的山货运不出来造成积压。好在城里的三眼井、五眼井、七眼井的水位没有大的下降，基本能保证城里市民的生活所需。

尽管袁州城里此时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的驻军，却仍在国民政府警察大队的操控之下，一片白色恐怖。而距城一百多里路外的西北片区则是另一片赤色的世界。

三年前，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岗山经过这里，亲自播下的革命火种，已结下了硕果。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在赣西征战多年，立下赫赫战功。

1930年8月，宜春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慈化的玉山书院召开，参会的二百多名代表，经过七天的商议，一致同意正式成立宜春县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选举杨宝山同志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同时确定楠木区官坑老山冲为县苏维埃政府办公地。县苏下辖宜二区苏维埃政府（新坊）、宜五区苏维埃政府（天台江东）、宜六区苏维埃政府（慈化）、宜七区苏维埃政府（楠木盘田）。

宜七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邓言信主动让出他家位于老山冲山脚下的住房，作为县苏政府的办公用房。这是一栋四墙三间的两层夯土屋，屋前有一排三栋相似的房屋遮挡，隐弊性很好，二楼特意开了一扇后门，搭一块跳板，就能直通后山。而后山几百米外就有一处天然的岩洞，能够隐藏一时。整个山冲只有五户人家，又远离大路，不易引起外人的注意，是一处绝好的场地。

一大早，宜七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邓言信和区赤卫队长就到了他在楠木官坑老山冲的家，现在的宜春县苏维埃政府驻地。他们是接到县苏军事部长陈桂生的指令来领受任务的。

县苏维埃政府里一片繁忙，每个人都是喜悦的表情和匆忙的脚步。县苏政府成立后，继续开展第一次分田运动，从来没有过自己土地的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不少村民赶到县苏来感谢共产党，感谢县苏政府。看到这一切，邓言信心里很是欣慰，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终于也能为革命所用。

   “来得好快啊，邓主席。”陈桂生部长看到进来的邓言信说。

“你陈部长下的指令，我们能不快吗？”邓言信说。

“应该快，这还是你的家嘛。”陈桂生说。

“这里是全县老百姓的家。”邓言信说。

见俩人落坐，陈桂生说：“军情紧急，我们就直接说正事了。毛委员率领红军又要打长沙了。红军要求我们地方赤卫队积极配合红军的行动。县苏政府指示我们各区赤卫队抽调最精干的力量支持红军的行动。你们七区应该没有问题吧。”

听说要配合红军打长沙，俩人都兴奋起来。邓言信说：“没问题，我们七区赤卫队随时听侯县苏的指令，随时都能拉得出去！对吧，队长。”邓言信回过头来对赤卫队长说。

“我们七区赤卫队保证没有一个掉队的，全部可以上前线。”

“好。但是我们在保证全力支援前线的同时，一定要保证好后方群众的安全生产和生活。”陈桂生说。

赤卫队长越说越兴奋，站起来说：“请陈部长放心，现在苏区群众都分了田，都自动起来保护自己得到的胜利果实了。群众都说了，现在哪个地主土豪还敢做坏事，我们群众一人一锄头都能挖(wai51)死他去。”

陈桂生听了，哈哈大笑，说：“好，那你们回去抓紧练兵，一定要在战场上打出我们宜春战士的形象来。你们随时听侯命令。”

“是！”

可是，谁也没想到，三年后，由于革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疯狂反扑，宜七区红色武装丧失殆尽。一次行动中，邓言信主席就在老山冲前的田畴间，被反动派地方武装抓捕。面对敌人的各种诱惑及酷刑，邓言信始终一言不发，最后被敌人残忍地割舌而亡。

青山巍峨，松涛呜咽。九十一年后的今天，曾经作为宜春县苏维埃政府的邓言信家的老屋，经历近百年的风雨，依然屹立，如一座丰碑，纪念邓言信及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先烈们不死的精神。

位于袁州城西北部的宜五区，此时正如这个八月的天气一般，一片赤红！三年前，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经过这里，亲自播下的革命火种，已结下了硕果。全境各村都建立了党支部、苏维埃、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反租反息，搞得热火朝天。全境建有六支赤卫队，上千名赤卫队员，成为了一支敌人不敢小看的力量。村民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敌人来一千，我们不拢边；敌人来一万，我们四边散。敌人有个蒋介石（Sha)，我们有个芦箕壁(bia)；芦箕壁上石头多，打破敌人贼脑壳。”

宜五区苏维埃政府驻江东村的一栋老祠堂里，穿村而过的一条小溪旁，一棵二千年历史的老樟树成为这个村的标志。老樟树从根部长出九根分枝，每根都有水桶一般粗，有的直插天空，有的沿溪而生，有的横卧石桥之上，如九条腾空而飞的巨龙，冠幅达数百平米。村民们都叫它“九龙樟”。区苏军事部黄部长挨夜边上接到县委交通员传来的指令。指令说：红军将在八月底再打长沙，要求各地赤卫队积极配合，组织担架队和后勤队，帮助红军救护伤员，运送弹药等。

一战长沙时，宜六区的宜春六大队奉命参加了战斗。战斗结束后，第六大队还编入了红军，把赤卫队员们羡慕得不行。几天前刚刚组织了一批赤卫队员参加文家市围剿国民党军戴斗垣旅的战斗，那真是一场痛快酣畅战斗，不到四个小时，击败敌人一个旅，大家纷纷要求参加红军。这次二打长沙，是红一、三军团会师后，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战斗，战斗的规模更大，战场的激烈程度肯定也会更加的惨烈。所以要求组织更多的担架队和运输队。因此，这次必须派出最强的两支队伍去。最强的水江赤卫队，七月份参加了进攻萍乡白竹塘的战斗，配合六、七区赤卫队，击毙赤山桥靖卫团长邓宝珍，受伤的几个队员，现在还在恢复中。八月底又配合县独立营在坑西洗面塘给刘定发带领的宜春第七守望队以迎头痛击，歼敌 120 余人。而中源队刚刚参加了文家市的战斗，队员也要休整。

怎么办？

正犹豫间，就听得门外有人大声地叫着“黄部长、黄部长”。随着声音冲进来一位精干的后生，黄家俊见是中源队的彭队长，心里高兴，故意拉长脸说：“彭队长，你不在队里好好的训练队伍，跑到区里来昂天鬼叫，搞什么鬼”。

彭队长是位刚满二十岁的青皮后生，他才不管黄家俊的态度呢，自顾自地说：“黄部长，我可知道，红军马上要再打长沙了，组织后勤队的通知都下来了，这次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上。”

“这都是军事机密，你怎么知道的。”

“咯你就莫管。鼠有鼠道，蛇有蛇路。我们中源队也是有自己的消息渠道的。你一碗水要端平哈，水江队都参加几次大的行动了，这次轮都轮到我们上了。”

黄家俊很喜欢这位后生，在这两年的战斗中成长得很快，把一支赤卫队带得生龙活虎的。黄家俊说：“战士们的情绪怎样？体力都恢复了吧？”

“黄部长，你放心。我手下一个个都是山里的野猫，没有消停的人。什么时候都拉得出，打得赢。”彭队长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

“好！干革命就要有这么一股劲。但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马上回去，加紧训练队伍，随时待命。”黄家俊说。

“是。”彭队长立正敬礼，转身而去。走到门口，又回头说：“黄部长，就这么说定了哈，你可千万莫骗我，到时别怪我擅自行动。”

“你敢！”黄家俊笑着说。

四

二战长沙，有一个假像诱惑了红军，那就是敌方第4路军第3纵队刚刚在文家市被歼，而敌第1、第2纵队尚远在浏阳以东地区，也许是个战机。于是8月24日，总前委发出了“以消灭何健部队进攻长沙为目的，分二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

根据红一方面军命令，三军团沿第一次打长沙路线在乌梅岭一线占领阵地，一军团在长沙东门、南门和三军团形成围攻长沙的态势，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亲临前线观察敌情。长沙敌人虽然城内有近三十多个团的兵力，红军只有十几个团，但因为敌人有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戴斗垣又在文家市被歼，一个旅在猴子石被歼，所以敌人再也不敢在城外恋战。他们对原来的工事进行了加固，就凭借工事顽强坚守,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时我军缺乏强大的炮火，又无攻坚经验，因此数次猛攻不克。

而红军不会搞迫近作业，连交通壕都不大会挖，又不会爆破，更没有炸药，挖工事的铁锹也很少，完全没有攻打坚固设防城市的装备和技术。

9月1日，总前委下达全线总攻令，却被快速撤回长沙附近的敌第一、第三纵队所设的电网所阻，指战员们猛烈冲杀，前仆后继，最后却壮烈牺牲。

时任红一军团十二军二纵五支队支队长的粟裕，从军部接到的命令是从长沙的南面大托铺攻城。接到任务后，他就带领侦察班的战士前去查看地形，敌人阵地前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和战壕让粟裕吃了一惊，这么严密的防守，红军每前进一步都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他立即向军长罗炳辉作了报告，建议放弃攻占长沙。

罗炳辉听了以后苦笑道：“这个情况，我已经向上面汇报过了。可上头说，前一段时间，彭德怀率红五军能打进长沙去，现在那么多主力红军，还怕拿不下长沙吗？”

“军长，那时湖南军阀的主力，正在参加军阀混战，长沙守敌，不足万人。当时又是突然袭击，敌无丝毫准备。现在呢，敌人已增加到31个团，10万余众，不但是敌主力，而且作了充分准备。”罗炳辉无可奈何地说:“更改命令是不可能的，还是快想办法打进去吧。”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此时的粟裕只有想办法去完成作战任务了。他命令战士们利用黑夜，挺进到敌人的铁丝网前，挖起前沿工事。但是天一亮就被敌人的火力覆盖，实在顶不住，只好又撤下来。等到第二天天黑再突到前面去继续挖，但头一天挖的工事已被敌人破坏了，只得重挖。如此往返挖了好几天，仍然不能破坏敌人的重重防御工事。

粟裕眼看强攻不下，建议将敌人诱出阵地再聚而歼之的战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但敌人中计被歼两个团后，再也没有脱离其坚固阵地了。红军也因缺少强大炮火，无法实施有效攻击。这样，双方自9月4日起，便陷入僵持状态。

而负责另一个进攻方向的红三军，则有人想起了战国时的“火牛阵”。燕昭王时，燕将乐毅破齐,田单坚守即墨。田单向燕军诈降，使之麻痹。在城内收集到一千多头牛，把锋利的尖刀绑在牛角上，把淋了油脂的芦苇扎在牛尾上，再把芦苇点着。在城墙上挖数十个洞，夜晚放开牛，壮士五千人跟随在牛的后面。牛尾灼热，愤怒地冲向燕军。燕军惊惧，失败逃走。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战争。于是决定，也采用“火牛阵”一试。负责指挥这次“火牛阵”的红三军三纵政委刘作述，当即安排战士向附近村庄征调得牛群，在几百头水牛的尾巴上捆绑上破棉絮、丝麻等，浇上汽油，接上鞭炮，点上火后，使牛冲向敌人的阵地。入夜，战士们点燃牛尾，驱赶牛群冲向敌阵，红军战士随后跟进。瞬时，战前阵地上火光浓烈，蹄声轰然。谁知，火光却暴露了红军的意图，敌人猛烈地向牛群开火，牛群乱了阵脚，横冲直撞，四散奔逃，甚至向红军阵地反冲，造成了红军的伤亡。最终未能冲破敌军的电网，总攻没能奏效。

没能奏效的原因，是红军的“火牛阵”忽略了一个细节。在使用“火牛阵”时，必须用木架子把几头牛的头胫部固定成一排，使牛们转不了弯，只能一往直前地冲。也许红军只听说了故事，不知道细节，也许情急之下，忽略了细节。

枪弹横飞的夜幕下，一支操着袁州方言的救护队，快速出没在战场上，把受伤的战士从战场上运送到后方。这就是主动要求上战场的宜五区、宜七区赤卫队。

10日，总前委再次下达总攻命令。晚八点，红三军团从右翼，红一军团从左翼分別发起攻击，激战至第二日拂晓，红军损伤很大，仍未能突破敌军阵地。

而此时，敌援军李宗仁、张发奎部已到湘潭。

战力已伤，战机已失。12日午时，毛泽东与朱德商议，果断下达了“撤围长沙，进占株洲、萍乡待机”的命令。

13日，总前委撤到株洲。此时，红军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再次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第二次攻打长沙，共歼敌2个团，毙伤敌1000余人，红军伤亡比较大。后来，毛泽东向中央报告第二次进攻长沙不克的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攻打敌人工事前未能消灭敌之主力。

二是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和士兵暴动为响应。

三是红军缺乏重炮和通讯器材，联络不好。

总前委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红军可能的去向：一是不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

会上有人提了中央的指示。那是部队撤到株洲时，部队从缴获的敌军档案中发现了一份由敌人截获后翻印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初发给红一军团的指示，其中提到红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

刚刚会师成立的红一方面军，对红军今后的去向，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几乎产生分裂，红一军团的干部提出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坚持进攻南昌、九江，红三军团的干部，不愿离开家乡，主张在湘鄂赣边坚持斗争，择机再攻长沙。

谁也说服不了谁！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当时的大前提是敌强我弱，而具体看湘敌强，赣敌弱，我们要“诱敌深入”,以弱胜强。同时，西岸夹在湘、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之东呢，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的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实际上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经验的继续。红三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相反，主张不过赣江，还要打南昌、九江，怕丢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红三军团的兵源在这一带占优势，不愿意离开这里。红一军团也有人认为，从秋收暴动时起，在赣江西岸就有基础，也不愿意离开这里。

形势不允许红军久拖不决，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果断地作出“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以红一军团攻取吉安”的决定。

五

从长沙之战中撤下来的三连，只带回来不到四十人。肖副连长、陈指导员和二排长全部阵亡！接到撤出战斗的命令时，战斗正进行到吃紧的时候，肖副连长亲自前出，掩护战士们越过敌人的铁丝网。就在这时，一棵炮弹在肖副连长身边炸响，只见炮弹掀起的泥石，把肖副连长彻底掩埋。战士们已停止冲锋，只想把肖副连长挖出来。陈指导员前来命令战士们撤出战斗，眼见得整个战场只有这几十个战士还在战斗状态，敌人把全部的火力都向他们集中了过来！望着这密切的枪弹和战士们打得血红的眼睛，陈指导员忍着把肖副连长留在阵地的心痛，用枪逼着战士们立即回撤，否则将全连覆没。

陈指导员扫视一眼战场，确认战士们都已回撤，这才转身追赶队伍。就在他追上队伍之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背，他踉跄二步倒地。战士们从声音中发现异常，回头看见指导员倒在地上，立即回来，架起指导员一起后撤。

连长大声叫着指导员的名字，可指导员再也没有回应过连长。

这是郑石当连长两年来伤亡最惨烈的一场战斗，自己的左右臂都牺牲了，而且副连长连尸体都留在了战场！他觉得心中有愧，呆傻着不知道该去做什么，见着部下就骂，骂完了又后悔，战士们见他都早早地躲着。当通讯员进来，送达团部命令各连队执行前委指令向东移动至袁州，准备攻打吉安的指令时，他更是一连串的“滚，滚，滚！”把通讯员给赶了出去。

三连没有按前委规定的时间和行进序列东移。连长郑石叫来一排长和三排长商议，把部队带回长沙，寻机找回肖副连长。然后，把部队拉回老家，在家乡打土豪分田地，守护自己的乡亲。说是商议，以郑石的囗气，根本就没有商议的余地，直接就是命令。

郑连长和一排长是老乡，一起出来参加的红军，三排长是江西人。突然听了连长的想法，或者说是命令，二人都不敢作声。按军法，违反军令，擅自带兵脱离队伍，可按叛逃处罚！何况，不足四十人的队伍，脱离大部队，出路何在？即使不被敌人消灭，也只能深入山林，成为游击队。

郑连长用命令的囗气要二位排长表态。

三排长深知郑连长的脾气，但仍在思虑一阵后，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连长，违抗军令，擅自带队脱离大部队，问题会很严重！

一排长也附和:是啊连长，冷静冷静。再想想？

冷静个屁。郑连长用力拍了下桌子。前委的指令是东移袁州，择机攻打吉安。这一去，猴年马月才能回师打长沙！我们这么多兄弟留在了这里，却没有为家乡父老带来一点好处，以后我们还有脸回家见家乡父老吗？！见二位排长不再说话，郑连长命令:晚上十一点，三排在前，一排断后，向西出发。我们连驻地较偏，应该没人发现，如果发现，就说我们趁夜色去抢回肖副连长的尸体，即刻归队。

这一天的夜幕，似乎降落得特别的慢。望着西天的夕阳，郑石连长的心情有些急躁，他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和他一样急躁的还有三排长。三排长不愿意跟连长走，这种违反军令的行动，风险太大了，而于自己却没有一丝的好处。然而他却不能反抗，不忍看见仅剩的三十多号生死相交的兄弟起内哄，手足相残，又不能告密，也无法告密，区区三十多人，都在连长的视线之内，上个厕所，连长都死盯着你。

三排长心想:只能见机行事了。

夜，总是会到来的。郑石连长望着天上的月色判断着时间。他叫一排长通知全连集合。三排长说，连长，是不是再等等，要不跟营里报告一下。

报告营里还能走得了？郑连长说，你要是不愿走，一班长。

到。

从现在起，你代理三排长指挥三排。

这。一班长望了望三排长。

这什么这。你要不愿意，班长也别当了。

是！三排全体集合。一班长转身离开。

三十多人的队伍，就这样在夜色掩蔽下悄悄地离开了驻地。可偏就这么不凑巧，刚走出一里多路，就与总部特务连的巡逻队相遇了。特务连巡逻队首先发问:口令！

分田！回令。

分地！一排长，这么晚还有行动吗？巡逻队的认识一排长。

是呀，刚撤下来还没好好休整呢，又要出发了。一排长抱怨。

可你们行动的方向是不是反了呢？巡逻队员对三连的行动产生了怀疑，因为这是返回长沙的路线。

噢，我们连去执行团部的特殊任务。见队伍停了下来，郑石连长从队尾赶过来说。

特殊任务？我们怎么不知道？有团部命令吗？拿来看看。

有，囗头命令。

囗头命令？那我跟团部核实一下。

见事情即将败露，郑连长暗示一排长带队往前冲。见此情形，巡逻队长端枪对着一排长说，站住，都别往前走了，否则我要开枪了。说完，举枪对着夜空射出一梭子弹，向队伍报警。

事情很快上报到总前委。朱德向毛泽东征询处理意见，说，润之，这个事件很严重，如果处理不好，对当前红军队伍的思想会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影响到方面军的团结和战斗力。

这种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想，必须得到根除。毛泽东的语气十分果决。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胸怀天下，我们是为普天下的劳苦大众谋幸福的，不是为某个人某个地方服务的，如果都只想到自已的家乡，那又和国民党的地方保安团有什么区别呢？！老总啊，近期内必须要解决掉这种思想，特别是我们高级将领头脑中的地方主义思想。

嗯。朱德点点头，他想起了二年前的“八月失败”。

由于战斗紧张,当时的红军部队没有进行混编，还是一个县编一个团，红二十九团百分之八十的战士是宜章人。那个时候环境艰苦，很多战士是第一次离开家乡，虽经党组织的教育，家乡观念还很重，曾有“树梢兵”之称，就是说，看着家乡的树梢当兵，如果看不到了，就不干了。七月十七日部队开始向湘南进军，从鄱县沔渡出发，经资兴向郴州前进。七月二十四日与敌范石生部战于郴州，在那里打垮了湘南反动军队的一个团，攻入郴州。久不见给养的红军部队开始大捞特捞，猛烈地发起了“洋财”，一时军纪大乱。不久，范石生部发起了反击，朱德只得率二十八团撤退，要求二十九团紧跟着撤到资兴。

二十九团官兵此时已在郴州捞够了，心里都惦记着在宜章的老婆孩子，哪里还愿向回撤。出郴州没多久，二十九团就一哄而散，高呼着“走，回宜章！”“回家了，回家了！”，纷纷奔宜章方向逃散了。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竭力呼喝，然而无济于事。最后全团只剩副营长萧克带的一个连是完整的，加起来一共200余人。

二十八团这边也没顺当，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拉走了6个连部队。幸好六连连长李见林、党代表赵尔陆和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立场坚定，悄悄带回了4个连部队。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一营接着追袁崇全。快天亮时追上了，林彪率一营包围了叛军，王尔琢则边追边高喊：“我是你们的团长，来接你们回去，过去的事既往不咎！”袁崇全从暗处冲出，连发数枪，王尔琢中弹身亡。袁崇全乘机逃脱。

这一次可真是损兵折将，二十九团几乎整个没了，二十八团又丢了个有巨大影响力的王尔琢。朱德抱着王尔琢长须飘飘的尸体泣不成声，痛悔莫及。事后查明，二十九团回湘南的官兵大部在半路上被国民党军截杀了，那个杜修经也没得什么好下场。毛泽东得知朱德部失利后，急忙率部队下山接应。而守山的三十一团遭到国民党军围攻，在朱云卿、何挺颖的指挥下，打了一个漂亮的黄洋界保卫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敌军乘机攻入，永新、莲花、宁冈先后被敌占领，边界各县城及平原地区也沦为敌踞。根据地内被杀之人，被焚之屋，不计其数。

朱德回过神来说：同意！那就近期召开个前委会吧。对当前三连的事，你什么意见？

毛泽东沉思良久，说：我看，还是交给老彭去处理吧，毕竟三连是三军团的。但是有个愿则，只要不是叛变投敌，我们红军是来去自由的，人可以走，枪必须留下。什么时候想通了，我们红军随时都欢迎他们回来。

毛泽东又说：这次二打长沙，我们是有教训的。在军事上，是不能搞绝对的民主的。三连伤亡这么严重，难免有战士会产生消极的想法啊。

六

9月，夏末初秋的袁州城，沉浸在一派慌乱的气氛中，长沙之战的枪炮声震撼着城里每一个人的心，各种谣言四起，一入夜，商家就关门闭户，往日热闹繁华的中山路，也寂无人声，只有几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龟宿在黑暗的街角，偶尔也能看见一只二只出来寻野的黄狗，燥热地在大街上乱窜着。

16日，一支1000余人的红军队伍突然出现在距离袁州城40多华里的路囗村，这是由军长刘铁超亲自率领的红二十军先遣队，部队在宜春县东南区游击队的引导下，一路狂飚，向袁州城扑去。

此时的袁州城里，已无国民党正规军驻守，仅有宜春县警察大队在维持。刘铁超率部一个冲锋就从东门打进了袁州城，击溃县警察大队，击伤大队长杨伟。红军打开警察监所，放出孙冬发等十余人犯。

袁州城里一片欢腾，市民们载歌载舞欢庆袁州城的又一次解放。地下党员杨益隆浮出水面，积极协助红二十军开展工作。城里街道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宣传标语，宣传队在中山路广场演出节目，宣传红军的政策，扩红招兵。

二十八日上午，一阵激烈的枪声，打破了袁州城上空的宁静。通信员报告，被打散的县警察大队残余，纠结善和、归化两乡的守望队，在代理大队长梁炳炎的带领下，从城北向城里反扑，企图夺回袁州城。

其实，守望队意欲反攻袁州城的消息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刘铁超这里。头天晚上八、九点钟，军部派侦察班化装成老百姓出北门，过秀江，来到袁山岭上侦察敌情，第二天上午，又派三名战士化装成卖灯芯的小贩去到北门岭上。随后，一个连队的红军战士前往袁山伏击，十点，战斗正式打响，不到一个小时，全歼守望队，归化守望队队长吴志舜被击毙，代理队长梁炳炎被俘。因为当时没有对梁炳炎进行绑缚，他就趁红军战士不注意，转身向秀江边跑去，拼命跳入河水，企图逃命，结果被红军乱枪击毙在秀江河中。

在红军的支持下，宜春县苏维埃政府在县政府前广场成立，经赵浩卞的推荐，任命地下党员杨益隆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杨益隆原是裁缝身份，以他独有的条件，立即组织里县城里十几个裁缝，集中在老县里（地名）为红军缝制军服，每个人一天可以做三、四套军服，接连做了十几天。

24日晚八时，毛泽东、朱德随总部到达萍乡安源。安源，是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当年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在此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今天，毛泽东带领红军再次来到这里，受到穷苦大众的热烈欢迎。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家属，扶老携幼，来到安源街上，夹道迎接毛委员率领的子弟兵。大街上红旗迎风招展，到处挂着“热烈欢迎工农红军!”“安源工人暴动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大红标语。工人们烧茶送水，亲切地慰劳红军。

根据日程安排，红军到达安源的第三天，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门前大草坪上，举行了欢迎毛泽东、欢迎红军的群众大会。二万多工人群众潮水般地涌进大草坪。

当毛泽东、朱德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身穿灰色军装的毛泽东，用生动的语言，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党的政策，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反帝反封建，拿起枪杆子武装自己，为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斗争。他说，从前我们来安源，是爬山路，走小路。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队伍，浩浩荡荡走大路了。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就要坐船，坐火车了。中国是全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我们现在已经解放了一些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只要我们工农团结一致，坚持斗争，革命是会最后胜利的。

毛泽东的讲话给了人们很大的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跟毛泽东去当红军。

会后三天，就有一千多人要求报名参军。而影响最大的，是其中有100个安源煤矿的矿工，挑着100担炸药参加红军，这对弹药补充困难的红军来说，是极大的鼓励。十月，攻下吉安后，就由这100名矿工为基础，组建了工农红军的第一支工兵连。

此后，毛泽东随前委向袁州进发，一路过芦溪、宣风、西村，从城西进入袁州城。

这一路上，红军行进迟缓。毛泽东心头很是担忧。就这种状态，万一敌人从后面追击上来，红军能组织起有效的抗击吗？的确，株洲会议只确定了攻取吉安的方向，并未确定攻取吉安的确切时间，但军情万变，时间一長，彼时的吉安就非此时的吉安了！而这种恋家的情绪时刻在部队中蔓延，将影响到前委的决策，甚至军队的团结。他又想起从株洲到萍乡途中的一幕。

前面行进中的队伍突然停顿了下来，并传来吵闹声。毛泽东让通讯员小陈前去看看怎么回事。一会儿，小陈回来报告，说毛委员你的那位小老乡和他刚刚相遇的哥哥吵架呢。

毛泽东边走边问:“为么子事吵啊？”

“我没问，急着回来报告了。”小陈小声回答。

“毛委员来了，毛委员来了。”战士们看着毛泽东走来，纷纷让开一条路。

就见那位小老乡紧紧地拉住一位红军战士的手不放，汗水和泪水已把他涂成了一张花脸。见毛泽东走来，抬起头可怜巴巴地望着毛泽东。

“怎么回事呀，小老乡？”毛泽东问。

“毛委员，这是我哥哥，他要脱离红军队伍回家。”小老乡忿忿地说。

“哦，为么子事要回家呢？”毛泽东转向小老乡的哥哥问。

哥哥一脸怒气地转向一边，并不回答毛泽东的问话。

“他说要回去打长沙，去解放家乡，给爷爷奶奶和乡亲们报仇！”小老乡代他哥哥回答。

“噢。”毛泽东又转向大家问:“那你们又是怎么想的呢？也想去打长沙解放家乡？”

“对！毛委员，我们也想打回长沙去。”

“毛委员，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再回老家呀。”小老乡哥哥旁边的几位红军战士纷纷发言。

发现队伍停止了行进，一位连长跑了过来，冲着队伍喊:“怎么回事？怎么不走了？”发现毛泽东站在一旁，立即又立正报告:“报告毛委员，部队正在按前委的命令向袁州进发。请指示。”

毛泽东说:“你们都想去打长沙？我也是湖南人，我也想打长沙。可是我们刚刚从长沙撤出来，损失很大。我们目前还打不赢人家，非要去打，那不是白白送死吗？！这样的傻事我们红军不能做。红军是什么？红军是为天下所有劳苦大众求解放的。红军只有解放全天下才能最终解放自已。”

连长指着小老乡的哥哥说:“又是你！你再敢把蛮，老子关你禁闭！全体都有，立正，向右转，出发！”

队伍出发。毛泽东看着远去的队伍，一种低沉、迷茫的情绪笼罩在队伍的上空。“这种地方主义的思想不解决，前委的指令将难于落地。队伍不能步调一致，如何能组织起有效的战斗。下一站必须解决。”毛泽东默想着。

28日的袁州城一派欢腾，刚刚获得解放的人们，脸上写满喜悦与幸福。中山路上多处可见欢迎红军的彩门，以及遍地的鞭炮纸屑；城南的一座高大房子的外墙上，有人正爬在楼梯上，写着簸箕般大字的宣传标语，另一架楼梯上，则有人正往已干的宣传标语上刷桐油，以保持宣传标语的长久性。

根据总部的安排，从城西入城的毛泽东入住县衙旁的文昌宫。毛泽东望着文昌宫大门说:“住文昌宫好啊，这文昌宫是老百姓敬奉文昌帝君的地方，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文曲星住的地方，今天我们也住住，粘点文曲星的才气。”

一旁的警卫员说:“这就好，以后我也能考个秀才当当。”

贺子珍说:“那我们说好，到时候一起去考，让我们贺家也出个女秀才。”

毛泽东的心里却一直在为这支红军队伍的前途担忧着。虽然在株洲会议上作出了向吉安进军的决定，但并没有从思想上统一红军的认识。从株洲到袁州，部队竟走了半个月！在路上，朱德对毛泽东说:“润之，部队目前的思想状况，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战斗，部队的战斗力受到很大的影响。从株洲出发，我们是七弯八弯，弯了这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

“是啊，思想认识问题不解决，部队是不团结的，是形成不了战斗力的。莫说战斗力了，部队还可能出现分裂，甚至被歼灭。”毛泽东不无忧虑地说。“朱老总，统一红军队伍的思想问题刻不容缓，我提议，在袁州召开总前委会议，解决它。”

“我同意。”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提议。

毛泽东深知这支红军队伍目前的状况，一是部分指挥员坚决要求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回师攻打长沙、南昌或九江等大城市，这种思想的危害性最严重，也最难说服。这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唯命是从的自杀式行为，是在自己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一种懒惰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二是在三军团中有大部分战士，甚至是高级指挥员，不愿意离开家乡远征，要保卫家乡，保护家人，也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做借口，当令箭，要求回师长沙。这种地方游击主义的思想，又怎么能担天下之大任呢？！

毛泽东过鼓楼路，左转出垛子背，来到老县门囗的广场。总部宣传队正在广场上搭台演出，宣传红军的政策，鼓励有志青年参军。一位少年，只穿了个裤衩，登台拉着一位女红军要求参军。女红军见他还不到一米五高，问他:“小兄弟，你多大了？”他说:“十三岁了。”女红军说:“小兄弟，你太小了，红军不能收，快回家吧。”他说:“我不小，我什么都能做。”他看看女红军的脚，说:“我还能帮你们做鞋子。”

“那也不行，过二年再来吧，到时候一定欢迎你参加红军。”少年无奈，却一直站在台侧，看着红军的演出。就是这位少年，此后一直跟随红军，从袁州一直走到了分宜县。见他一人无依无靠的离开了家乡，只好收留他参军。登记资料时才知，少年叫易良才，袁州新田乡人，父母双亡，被人介绍到袁州一家鞋店当学徒，不忍店主的欺压打骂而离店。易良才被分配在连队当号兵，1955年授上校衔。

毛泽东心里想着明天的前委会，却一路徒步中山路，过下街，穿大北门，来到秀江河边。站在浮桥码头，随着东去的秀江水，目光投向远方。

这一日的阳光，照常是那样的灿烂。它穿透略带硝烟气味的空气，投射在秀江河清透的水面，泛起片片金光。阳光也同样投射在宜春浮桥边那位冷俊青年的身上，在岸边印出一个刚毅的身影。

“毛委员！”一声亲切的呼唤，把毛泽东的思绪拉回到现实。“毛委员，还认得我吗？”一位穿红军制服的青年快步来到毛泽东面前，并向毛泽东敬礼。

毛泽东略一思忖，叫出这位红军的名字:“赵浩卞，二十军175团团长，对了，还是一位地方大员，分宜县委书记，没记错吧。”（赵浩卞，袁州区彬江镇社树村人，1905年生，1926年参加革命，次年到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中共分宜县委书记，11月被国民党军围捕，壮烈牺牲。）

“冇错冇错。自从武汉一别，已是三年，毛委员还记得我这位曾经的学生，不愧是统领大局的帅才！”赵浩卞握着毛泽东的手很激动，想起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毛泽东的谆谆教诲。

“哪里有什么帅才哦，我现在就一脑门子官司。部队很多将士，认不清当前的形势，吵着硬要回去打长沙，或是去打南昌，我不能让他们把刚刚发展起来的形势给毁了吧。”毛泽东看着赵浩卞，问:“你这位地方大员对红军的去向有什么看法啊？”

赵浩卞说:“毛委员，我向中央汇报。在我们分宜、宜春这片苏区，人囗超过十万，党员有二千多人，红色武装力量超过五千人。我们坚决拥护总前委的决定，先打下吉安，把赣西南苏区连成一大片，红军才有巩固的根据地，打起仗来才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望着滚滚东去的秀江水，一幅壮阔的红色画面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显现。

秋分刚过几天，就明显的感觉到日短夜長了。习惯了夜间工作的毛泽东，这一夜应该没有睡足几个小时，就随着一声声鸡鸣，迎来了1930年9月29日的阳光。

七

九月二十四日，上海。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在严密的防护措施下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向忠发、周恩来、项英、瞿秋白、李立三、邓颖超等三十多人。中央委员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报告指出：“在国际与中央一致的路线之下，中央确实犯有部分的策略的错误。”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指出：“中央的错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而是在正确路线之下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李立三对中央过去的策略与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作了检查发言，他承认：“我们估量革命高潮日益迫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错误的地方是对革命的力量与发展速度有了不正确与错误的地方。”他说：“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他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苏维埃区域，党内斗争等九个方面，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以后，坚决表示“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

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要求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中央领导机关的统治。

会议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朱德为中央委员。

然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却并不知道这一切。毛泽东仍在苦囗婆心地劝导着他的战友们，放弃中央已经纠正的攻打大城市的错误指示，转而进攻吉安，并在湘赣边反复作战，以达到消灭敌力的目的。

历史就是会如此地劳苦将担大任之人。这也是历史对毛泽东的考验。

细心的读者，也许还会记得文家市大捷中缴获的被小战士砸坏的那部无线电台吧。假如当时缴获的电台完好，前委就能及时知晓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对“左”倾冒险主义的纠正以及对毛泽东的肯定，接下来也就不会有袁州会议以及会议对毛泽东的责难和毛泽东的艰难雄辩，更不会有中共长江局的指示和毛泽东与长江局特派员的彻夜长谈！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伟人终须面对。

八

秋日的早晨，已经开始感觉到微微的凉意。这一夜的毛泽东几乎是一夜未眠，没有人催促，他还是早早的醒来了，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他的心中无法平静。他知道，他即将面对的，有可能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局面！

贺子珍也起了个大早，她也知道毛泽东今天将要面对的局面。她打听到袁州地界盛产辣椒，特地到中山路上的高金茂南货店买了一罐辣椒酱，这是毛泽东的最爱。

就着一罐辣椒酱，毛泽东很快地喝下两碗蕃薯稀饭，微微地出了一些汗，精神开始振奋起来。他望着透过宜春台洒下的阳光，迈步向位于上街的天成药号走去。

天成药号座落在现东风路22号，是袁州城里规模较大的一家药号，多年前从药都樟树搬迁过来。药号建筑硬山顶，抬梁式构架，土瓦屋面，风火垛子墙。一栋三直，中间为正厅，两边是厢房，三层楼，面宽12.9米，进深11.8米，红漆金柱，雕窗画梁。建造于清末。毛泽东迈步入店，一阵药香扑来，他问伙计:“袁州有什么地产的药材？”

伙计说:“先生，袁州地产的药材主要有车前草、金银花。”

毛泽东说:“金银花好啊，花漂亮，还清热解毒，可泡茶，可入药，很方便。”

伙计说:“掌柜已经给各位首长准备了金银花凉茶。”

正说着，彭德怀大步进店，见毛泽东在，叫了声“老毛。”

毛泽东转身问:“彭总，听说你住在一家药店里？”

“对，在中山路上，离这不远。店老板不错，经常给安福县苏区的红军赤卫队送草药，对革命很支持。是一家进步药店。”彭德怀说。

“是啊，中国的革命，有了这些最基础的群众的支持，是不可能不成功的。”毛泽东说。“自古就有‘铜袁铁赣’之说，可见这袁州城应该是一座堡垒，可你彭总今年三月却打下了袁州城，‘铜袁铁赣’之说也不过如此嘛。”

彭德怀说：“袁州城城墙坚固，四门紧闭，还真是难攻呢。我们也是用了些计谋，化装成国民党兵才打下袁州城的。”

会议在天成药号后栋的正厅召开。听见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前堂的说话声，参谋长朱云卿离座出来，大叫:“毛委员、彭总，你们迟到了，大家都等着你们呢。”

会议室里已是烟雾阵阵，毛泽东还拿出他是卷烟向大家散发。他扫视了一圈参加会议的将领，大家的脸色都很凝重。朱德招呼毛泽东坐到他旁边的空位上。

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今天会议主要的议题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这支红军队伍往哪里去？谁先来说说。”

会议现场一时陷入了沉默，甚至能听见咝咝的吸烟声。毛泽东缓缓地扫视一圈会场，心里默默地估算着今天这场会议可能的局面。他默算了一下，今天参加会议的是15人，其中李井泉是记录员，坐在自己右边的是朱德，44岁，四川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红一军团军团长；坐自己左边的是朱云卿，23岁，广东人。红一方面军参谋長兼红一军团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

然后有:

杨岳彬，22岁，湖南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总前委候补委员。

黄公略，32岁，湖南人。中革军委委员，红三军军长。

蔡会文，22岁，湖南人。红3军政委。

林  彪，23岁，湖北人。红一军团第4军军长。

罗荣桓，28岁，湖南人。红一军团第4军军委书记兼政委。

彭德怀，32岁，湖南人。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兼三军团军团长。

滕代远，26岁，湖南人。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兼红三军团政委。

邓 萍，22岁，四川人。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5军军长。

张纯清，20岁，湖南人。红三军团第5军政委，红三军团前委委员。

吴溉之，32岁，湖南人。红三军团第5军政治部主任、兼红1师政委。

袁国平，24岁，湖南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红8军政委、政治部主任。

李井泉，21岁，江西临川人。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政委办秘书长。

默算的结果他发现，40岁以上的就朱德一人，3O岁以上的有彭德怀，黄公略，吴溉之和他自己四个人，剩下的十人都是20多岁，与死神打过多次照面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平均年龄27岁）。包括毛泽东他自己在内的十人来自湖南。其中有6人来自红三军团。而军队中，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第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

上有中央指示，下有将士要求。会场上有三分之二20岁出头的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血气方刚的战将，有三分之二湖南籍贯的战将。在这种景况下，作为同是湖南籍贯的毛泽东，要说服大家放弃中央指示，撤出长沙战场，转战吉安，统一思想，达成会议目的，将是多么艰难的事。

有道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今天，毛泽东这位大秀才，能把理跟这些“兵们”说清吗？

“既然都不说，那就还是我来说嘛。”毛泽东站起来，手指间还夹着那支快吸完的纸烟。

毛泽东的话，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从株洲会议决定攻

打吉安以来，从株洲到袁州，我们走了半个月。同志们，这是个什么速度啊！战场军情瞬息万变，要想打胜仗，我们红军就要靠两条腿跑赢军情的变化。我们红军有蛮多飞毛腿，跑，没有问题。为什么慢呢？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冇统一。就像一只螃蟹，它有八只脚，其中四只脚要往东边走，另外四只脚呢却要往西边走，这样是前进不了的。我们很多战士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大家想打长沙，早日解放家乡，解放亲人的心情我理解。但是，长沙、南昌这样的大城市都是重兵把守，都有坚固的工事，敌强我弱，我们能打进去吗？长沙、南昌我们都打过了，结果怎样呢？结果就是惨败嘛，这是有教训的。”

毛泽东看了看手中已经熄灭的烟头，弹掉烟灰，把剩余的烟头装入口袋。他转身去倒开水，就听得背后有人嘀咕:“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还执行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毛泽东停下了倒开水的动作，抬头望着墙上高高的窗户。早上还是如洗的天空，此时却有几块云团飘过，就像是二战长沙的滚滚硝烟还未散去！

他又记起中央给红一方面军及毛泽东的信中也曾多次提到，说他毛泽东是“流寇思想”和不听中央招呼，如果谁思想不通，应该到中央来解决！实际就是要把他调离部队，解除他的兵权！

中央指示就像是一道紧箍咒，牢牢地牵制着毛泽东军事指挥思想的发展，他有些激动，甚至重重地放下了还未到满开水的茶杯。

“中央指示红军打大城市，打了没有？打了。结果怎样？难道不该吸取教训吗？中央六月份发出的指示，现在已经是九月底了。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原大战已经基本结束，蒋介石正在部署兵力围剿红军，红军不进行战略转变，还去攻打大城市，就是自杀行为，是对革命的犯罪！前委株洲会议作出的攻打吉安的计划，就是目前形势下最急需的战略考虑。我们需要在湘赣边反复地进行作战，在保存和壮大红军队伍的前提下，不断地歼灭敌人。”

“你这种在湘赣边进行的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打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的政权。”

“你这是革命的急性病，是要不得的，是会死人的！”会议一开始，就成了毛泽东的主场辩论会。他缓了缓自己的情绪，掏出纸烟来抽，又记起还有个烟头在口袋里，掏出烟头，点燃。

毛泽东接着说:“先打吉安，我们战略上占主动。吉安不同于长沙，虽然也易守难攻，却是一座孤城，偏隔一方，且周围都是红区，群众基础好，敌人力量也不强，只有邓英的一个旅防守，又难有增援之兵，加之地方武装之前的八次攻吉，将敌人围困数月，已是锐气大减，惶恐不安。以我红军现有条件，攻下来把握性大。同时，攻下吉安有很重要的意义。打下吉安，对赣西南几百万人民鼓舞极大，并可使赣西南红色区域联成一片，对红军向袁水流域推进，朝南昌附近发展，争取江西全省政权的胜利大为有利！”

听着会议室里传来的争吵声和异常的响动，张老板的心里不能安静。他知道这是一支为老百姓的队伍，也知道这支队伍是刚从长沙战场上打败了才撤下来的。这么激烈的争吵，一定是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可他心再急也帮不上忙。趁着会场暂时的沉静，他提起水壶，推门来到了会场。

“各位首长，天气热，多喝水。这金银花茶清火。”张老板说。

趁着这个空档，毛泽东也想让会场的气氛缓和下来。他转身对黄公略说：“黄军长，你通知宋裕和政委过来一下，讨论一下在宜春扩红和筹款的任务。”

“是。”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转身离去。

毛泽东客观冷静的分析，使得在场将领都冷静了下来。朱德点点头说:“我同意润之的分析，支持先打吉安。”

有道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毛泽东这位大秀才，从现实出发，硬是把理说清了，耐心地纠正将士们肓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部队行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毛泽东环视沉默不言的全场将士，说:“部队打长沙后伤亡很多，急需得到补充。待打下吉安得到补员后，条件具备了，也可再考虑北上攻打南昌、九江嘛。”

政治家的雄才韬略、高膽远瞩的历史目光以及灵活的策略，统一了全体将领的思想认识，最终放弃了攻打长沙的想法，决定先打吉安，并在湘赣边反复作战，以歼灭敌军。

九

下午四时，毛泽东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排以上干部近二百人军事会议，传达上午的会议精神，发布进军吉安的命令。

下午六时，在昌黎书院前面的广场上召开动员誓师大会，千余名红军战士席地而坐，由纵队长王良、政委李锡凡作战前动员报告。

夕阳的余辉洒在秀江河上，闪动着一片片碎金。袁州浮桥静静地卧在水面，船坞周围的水草轻柔地舞动着，水草间可见鱼儿在欢快地游动。下游二百米的小北门处，一段断桥仅剩一个石拱孤独地杵在袁河水中。

统一了军队的思想，坚定了行动的方向，毛泽东的精神并没有轻松下来。上午的会议上他力主攻击吉安的行动，虽然最终得到了通过，但他也清楚，还有人心里并不服，只是不能表露而已。因此，吉安一战必须完胜。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他让部队不断地探听吉安方向的情报。

根据前委袁州会议的决定，红一军团于午后六时发布了向吉安进军的命令。命令指示“红三军应派出一个纵队兵力到慈化，接中共长江局来员及三军日前派往浏阳护送伤兵之一个大队回队，接到后应从速赶来阜田附近，归回建制。”

中共长江局来员会是谁？会给红一方面军带来什么指示？一切都处于保密状态，毛泽东的心里有个大概的预估，长江局的指示会与中共中央的指示一致。那么长江局的指示一到，又会给刚刚稳定下来的红一方面军造成怎样的动荡呢？

趁着晚饭前后的这点空档，毛泽东想起了三年前的秋收起义。从文家市转移至萍乡芦溪的途中，曾经过袁州的地界，在一个叫小洞快荣村的祠堂里住过一晚。他清楚地记得，找过二个村民谈话，发动他们斗争了二家地主，分了他们的田地，不知道现在的状况如何？革命的成果是否得到保存。他让通讯员去找来刚刚当上县苏维埃主席的杨益隆，他想知道自己当年播下的革命火种，今天怎样了。

这次进了袁州城，毛泽东更加确定，三年前自己亲率秋收起义部队，避开城市，专找敌人防备薄弱的乡村，才能顺利地把部队带上井冈山，才有后来的井冈山根据地，才能有今天这支壮大的红军队伍。

曾经，在江西有“铜袁铁赣”之说，是指袁州的城墙是铜筑的，而赣州的城墙是铁打的，八十年代之前出生的宜春人一定不会忘记下街（解放路、如今青龙这里）的城门吧？这座在我们的记忆中宜春最雄壮的城池，曾经有过萍实门、袁山门、宜阳门、大仰门四座坚实的城门护佑，如果当年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部队来攻铜铸袁州，后果又会是怎样呢？

历史不能假设，更无法重演。

通讯员带着宜春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杨益隆前来见毛泽东。

毛泽东说:“谢谢杨主席给红军筹款筹粮扩红所做的大量工作，听说还是你发动十几位裁缝师傅为红军做军装，辛苦地方工作的同志了！”

杨益隆说:“这都是我们份内的工作。是红军来了才帮我们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家才能翻身做主人，过上好日子。”

毛泽东说:“记得三年前，我带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途经宜春地界的水江乡，住在叫快荣村的王家祠堂里。在那里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不晓得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那两个被我发动起来的黄明恒、黄明文现在在干什么？”

杨益隆说:“毛委员，你当年播下的革命火种，现在已成了燎原之势。水江乡现在是我们巩固的红色苏区，至于黄明恒、黄明文的情况我不是很掌握，我现在就去找他们过来跟你汇报。”

毛泽东说:“那就冇得必要啰，水江离袁州也是一、二百里的路程，来回也要二、三天。前委已经作出决定，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去攻打吉安。红军走了以后，你们苏维埃政府怎么办呢？”

“毛委员，我们可以留下来，继续开展工作。”杨益隆信心满满地说。

“是啊，红军走后，苏区群众离不开苏维埃政府。但是政府的安全必须要有保证。如果有困难，也可以随红军一起撤嘛。”

十

因为红军的到来，往日一入夜街上就难觅人踪的袁州城，突然就热闹了起来。人们壮着胆子出门，想看看久违了的袁州城夜晚是个怎样的样子。大家发现，袁州城的夜晚竟是那么的美。各大商铺的老板都把汽灯挂到了门口，把整条中山路映照得如同白天一样。五颜六色的各种宣传标语贴满大街，认得几个字的人半猜半认，一路认过去，“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打进长沙，活捉何健！”认到万寿宫，一台京剧正在万寿宫内的戏台上演出。

演员们清亮的唱腔以及激烈的鼓乐声，越过万寿宫前的中山路，传到了对面的文昌宫里。毛泽东想听戏的念头刚起，还没说出囗呢，就听通讯员在门外大叫:“报告毛委员，中央长江局特派员到了。”

毛泽东压下刚起的念头，对通讯员说:“请特派员进来吧。”

一位年轻人，一身农民打扮，行色匆匆的来到毛泽东面前:“老毛，我们又见面了。”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呵呵，老周啊，周以栗，老熟人，几年没见面了。”

“三年了。三年前，我们一起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

“对，你老周还是教务主任呢。特派员同志，你给我们带来了中央什么指示啊？”毛泽东寒喧几句将话题转入正题。

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周以栗从内衣囗袋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给毛泽东，说:“这是长江局让我带来的中央指示。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回师长沙！”

“什么？回师长沙？！我们刚刚从长沙撤下来，部队都还没有休整好，又要回师长沙！难道二打长沙的惨痛教训不该记取吗？我在给中央的汇报信中已经讲清了为什么撤出长沙的理由，难道中央没有收到我的汇报信？”毛泽东似乎面有怒容。

“收到了，老毛。情况发生了变化，你在汇报信中说，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长沙外围，红军很可能陷入内外夹击的覆灭状态。但事实是，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到达湘潭。”

“红军撤出了长沙，李宗仁、张发奎自然就不会进长沙了。如果红军再攻长沙，李宗仁、张发奎又会增援长沙。这是常识，难道你们不懂吗？！退一步说，就算没有李宗仁、张发奎的增援，红军又能打进长沙吗？二打长沙的事实不是摆在那里吗？怎么就不能理智一点呢。”毛泽东把周以栗带来的《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外面紧张激烈的气氛，让规避在房间的贺子珍有些担心。她随手拿起两把蒲扇，来到大厅，分别递给毛泽东、周以栗，并给他们加满茶水，说:“这袁州的天气，都要进十月了还这么热。”

“谢谢子珍。”周以栗说。

过一会儿，周以栗说:“老毛，你是中央委员，中央的指示你总要执行吧。”

毛泽东拿扇子在腿上“啪啪”的拍了两下，坐回到桌子旁说:“老周啊，总前委今天上午，应该说是昨天上午了，现在都下半夜了。昨天上午总前委刚刚开会作出决定，不打大城市，决定先打吉安。下午已经把会议决定传达到了排以上干部，还开了出征誓师大会。再过两个小时，部队就要出发了。你说，在这个时候要改变作战命令，可行吗？你是军事部长，你认为呢？老周，中央的指示要执行，可中央指示曲折传达到这里时，已经与战场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了，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初心，来执行中央的指示。”

“可我是中央特派员，是特地来传达中央指示，并监督执行中央指示的。”周以栗也急了，有了特派员的身份，自然就有特派员的责任。

毛泽东把茶水倒一些在桌面上，粗略地画了一幅苏区战略地形图。他在吉安这个位置上用力地点了几下，茶水洒向周边。他向周以栗分析着周边的形势以及打下吉安的意义，可以把赣西南分散的十几个苏区连成一大片，如此，红军就有了足够大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没有自己的立足之脚，更得不到群众的有力支持，红军就会成为无水之鱼，把自己给困死！渴死！毛泽东在桌子的北方指指，又说，中原大战已经基本定局，国民党接着就会回师南方来围剿红军，到时我们红军还像现在这样处于游击状态，连自己的根据地都没有，没有战略纵深，没有战场后方，红军怎么能应对国民党军的围剿。

周以栗沉默许久，随着毛泽东的指点，开始慢慢地点头。

文昌宫外传来一声鸡啼。穿戴整齐的贺子珍从房间里出来，见毛泽东与周以栗仍围坐在小方桌的一边，说:“周特派员，你怎让毛委员又一夜没睡呢。”

周以栗望望门外，天色已泛青光。周以栗说:“还真是，天都亮了。这一讨论起来就忘了时间。对不起啊子珍，还是你家老毛的魅力征服了我呀。”

毛泽东说:“根据一军团昨天下达的命令，红四军今早五点以前将在现驻地下浦出发，总部随四军行进。现在部队应该在准备集中了。”

周以栗急忙说:“这么早啊。老毛，我建议，立即召开一次前委会，把中央的指示和我的态度表明给大家，进一步统一全体将士的思想，目标一致，行动迅捷，才能打胜仗。会后，我将以特派员的身份向中央写信，说明红一方面军不打长沙、南昌的理由以及占领吉安的必要。”

“警卫员。”毛泽东对着门外喊。警卫员早已作好出发的准备，趁出发之前，正打扫外面的卫生。听见毛泽东招呼，他立即放下扫把，跑了进来。毛泽东说:“立即通知尚在袁州城里的前委在总部开一个临时会议，马上。”

“是！”警卫员跑步而去。

周以栗望着毛泽东说:“老毛，一个通宵没睡，身体吃得消么？”

“他啊，通宵不睡觉都成家常便饭了，那还顾得了身体啊。”贺子珍又是埋怨又是关心地说。

“冇事，活动活动就有精神了。”毛泽东边说边活动着身体。“走吧。”他望着天边刚露的一抹红光大步走去。

十一

十月四日，前线传来好消息：红一军团拂晓发起攻吉战斗，在当地群众及赤卫队的支援下，到晚上九时许攻下吉安城，全歼国民党守军邓英部约三个团、江西保安第三团和吉安警察大队，取得了九攻吉安的胜利。十月七日，红一方面军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城内中山场召开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吉安暴动胜利”大会，毛泽东、朱德在会上讲了话，并宣告成立全国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府一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任政府主席。至此，赣西南十几块苏区可以连成一大片，纵横数千里，苏区群众四百余万，赤卫队发展到四十万人，少先队发展到三十五万人。赣西南地区由原来零星的红色割据区域发展成为有统一领导的大块革命根据地，形成了“赣水那边红一角”的胜利局面。从此，红军将成为回归大海的鱼，放归深山的虎。

此时，毛泽东已将目光盯在了北方的中原大战上。早在“袁州会议”时，毛泽东对时局的预估，现在得到了现实的灵验，“中原大战”已经有了结束的状态，而在“袁州会议”时，却并没有明显的现象，毛泽东不能在会上以此为理由来说服众将领。

十月四日这天，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共同商定并联合发表实行停战的通电。

中原战事已接近尾声，蒋介石迅速回师江南，正组织十万兵力，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

10月17 日，峡江县城，毛泽东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体会议。会上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是继续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二、过不过赣江及诱敌深入，也就是说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还是赣江以西的罗霄山地区。毛主席指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

10月2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太平圩戴家园召开太平圩会议。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上去。会议分析当时革命形势：“蒋、冯、阎军阀大混战已暂告结束，必定会进攻苏区和红军。会议改变峡江会议进攻南昌、九江先占领高安的行动计划，决定用7天的时间（即从10月24日至30日），将主力部队靠新喻(今新余）、清江（今樟树）袁水两岸配置；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准备在这一带摆开架势，创造战胜敌人的条件。

毛泽东高瞻远瞩，敏锐地预测着未来的局势。10月25日，毛泽东在新余罗坊乡陈家闹村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行委联系会议。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决议案，制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充分利用广大苏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取得了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包括师长张辉瓒在内9000余人的“龙冈大捷”，取得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彻底胜利。

革命豪情诗人毛泽东，以一首词来记录这一年来的心路历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全文完）

附录

红一军团向吉安进军的命令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命令》

9月29日午后6时于宜春

（一）湘敌仍在老关、醴陵、黄土岭一带，赣敌戴旅已由万载向南昌退去，据报:邓英部由吉安调回南昌，吉安城由赣州调来之马昆旅接防，南昌近有警卫团一团到吉安，确否，正续探中。

（二）本军团（缺十二、二十两个军）照原计划拟于明日（30号）由此地（宜春城）出动，经分宜向吉安前进，拟30号到达分宜城（80里）附近，10月1号到达路口（60里）附近，2号到达阜田（55里）附近集中。

（三）第四军应于明晨5时以前由现在地（下浦）出发完毕，经彬江向分宜城前进，到达分宜城前宿营。

总部、总政治部、直属队随中革委应于明晨3时半起床，4时半即在大街上集合，按原次序出发，接第四军后行进。

第三军（缺一个纵队）应于明晨5时接总直属队后出发，到达分宜附近宿营。

（四）第三军应派出一个纵队兵力到慈化，接中共长江局来员及三军日前派往浏阳护送伤兵之一个大队回队，接到后应从速赶来阜田附近，归回建制。

（五）出动后余随总部行止。

附记:

（1）各部沿途须探听各方敌情。

（2）沿途宿营地皆由第四军林军长负责分配。

（3）先头部队到达阜田后，应相机袭取吉安城。

                                总指挥    朱德

                            兼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后记

数月以来，为了完此“袁州会议”的文学创作，一直在努力地研读“袁州会议”的有关资料。九十一年前的这次决定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会议，许多的细节都已经沉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需要后人们拨开重重迷雾，还原历史的真实。幸好，当年参加“袁州会议”的十五人中，还有七人走到了全国解放的那一天，这些先辈功勋们，用回忆录的方式，来记载那段峥嵘岁月。于是我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购买了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彭德怀自述》、《腾代远回忆录》、《何长工回忆录》、《宜春市党史大事记》、《中国共产党宜春市袁州区历史》，通过在新余工作的雷银根同学提供《中国共产党新余历史》、通过莲花县史志办艾超林主任提供到《中国共产党莲花县历史》，区文旅新局的吕健勇科长主动给我提供1983年中共宜春县、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搜集、采访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袁州会议”的基本情况》原始资料，阅读量达百万字数，历史的真相再一次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终于，一个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敢于面对牺牲的先烈群体形像，高高地耸立在了我的心中，在战火硝烟中闪跃着光芒。

“袁州会议”是1930年9月29日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在袁州城里天成药号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前委会。会议确定了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抵制了当时立三中央要求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路线，作出了攻打吉安城的正确决定，并于10月4日成功攻下吉安城，红军实力大大增强，使赣西南苏区连成一大片，为实现“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历史就是在一次次的推演与论证中，一步步接近真相的。

这不是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只是想如何用文学的方式完整地呈现九十一年前发生在袁州城里这场事关中国革命、中国工农红军前途与命运的会议，使历史事件更具有可读性，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在遵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部分细节的合理推演，以及文学化的描述，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例如，为了表达当时大部分指战员思想不通，仍想回攻长沙，或留在湘地作战的思想状况，合理地设计了“三连”想脱离部队，返回湖南的情节，而这种现象在二年前的“八月失败”中真实地发生过。

自从开展学党史教育活动以来，我利用各种平台和渠道，将自己所知的“袁州会议”，多次进行宣讲与解读。每一次对“袁州会议”的阅读，都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每一次对“袁州会议”的解读，都是一次精神的升华。先辈们坚持真理、不畏牺牲的身影，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显现。不忘初心使命，为人民翻身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宗旨，深深地激励着我，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好这部作品，为党的百年华诞献上一份厚礼。

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得到很多朋友的帮助与指导，在此衷心表示感谢。

                           二0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二稿  袁州重桂路